《扶贫志》，卢一萍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凹凸湘西在我心里，是沈从文笔尖下的样子，《湘西剿匪记》画面中的样子。现在，我知道，它还有另外的样子。近两三年来，全国出版界一下子冒出不少精准扶贫、脱贫攻艰题材报告文学。或写国家层面的，或瞄准一省、一市、一县甚至一村的；或全景式表达，或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医卫配套、产业发展、先进事迹等某一方面。作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十八般武艺造句出一场令人侧目的纸上风暴。而引发、带出这场风暴的风暴，有个众所周知的始发点位，那就是“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而见证这场风暴的，除了年11月3日下午这一时间点，还有梨子寨靠近山顶处一棵古老的梨树。这棵梨树，在文学乃至美学意义上，成为了精准扶贫风暴来处的地理标高。由树来树立标准，是树的本分。树立，既接地气，又连云彩。卢一萍的四十万言《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年1月）就是由这棵梨树开的篇。接着，从这棵树出发，以花垣县为原点，以湘西为腹地，以湖南为案例，他向世界提供了一份中国战贫风暴获得巨大成功、取得人间千年奇迹的大地实录。仅写作领域与选材而言，他的这一有机遇、有决心、有胆识、有挑战难度的择选和作为，已然让他与其他作者的作品非常显明地区别开来，从一开始就自带了独有的纸上风暴了。这就像写一场战役，写得最好的文章，一定来自冒着战火深入到最前线的战地记者。是的，面对中国大地掀起的战贫战役，卢一萍成了所有著述者中离风暴最近的人。卢一萍除了是一位拥有《白山》《祭奠阿里》等十余种小说和非虚构力作、风生水起的中国70后代表作家，更兼有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谢迪南女士一开始给我打电话，邀请我采写《扶贫志》时，我还是很犹豫的。因为我采写的是一个异乡，我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还有就是时间太紧，我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但我又曾经是名军人，军人的血性让我最终决定挑战这个‘急难险重’的任务。”（《后记》）显然，正是优秀作家的笔力自信，军人血性，让他义无反顾踏上了奔赴千里之外的扶贫一线。毕竟是置身乡村大地，若仅有作家和军人身份还是不够的，还需有农村的成长、生存历练，偏偏卢一萍就是一名出自大巴山深处、熟悉农活就像熟悉自己声气的农家子弟，又偏偏家乡那片土地还出过对他影响至深、在《扶贫志》中两次提及的一位叫晏阳初的乡党。晏阳初者，自一战时期始，使用民间方式，用七十多年的一己之力整合各方资源，在国内外广大落后乡村，针对“愚、穷、弱、私”农民阶层，“四育”并举，展开了一系列令全球瞩目的平民教育和农村建设实践。《扶贫志》正是作者在上述基因性质的优势条件，与异乎寻常努力（在“作战式的保障”下，40多天的采访时间里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深入30多个村寨，采访90多人，行程1.53万公里，形成分钟采访录音和余万字采访笔记）的加持下，诞生的。该书由五篇十八章和前引、结语构成，且缀有后记。第一篇“首倡地”写了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和十八洞村驻村帮扶队长龙秀林，对风暴发轫地的帮扶探索、举措与行动。第二篇“大地基石”写了田金珍、龙献文兄妹，谭绍鲜、谭泽勇，田昌英等几位本土本乡村干部舍己为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第三篇“且将他乡当故土”写了邱孝、刘斌、杨凯、时鹏等几名异乡人，从省城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到湘西驻村的第一书记和帮扶队员的担当与作为。第四篇“在悬崖上逆袭”写了酒鬼龙先兰、病残女吴添春和留守女谭艳林三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村民，与命运顽强抗争，成为反过来帮助其他村民脱贫致富的人生之变与奋斗奇迹。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写了几位有想法、有情怀，已然从农民蜕身为城里人的老板，毅然返身贫瘠边远农村，带领村民战贫奔富、立志振兴乡村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有90后、50后，有大学生，也有失学者，他们是麻兴刚父子、石泽林、王少甫、张顺心和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老兵王新法。由此可看出，卢一萍的笔墨完全用在了人的身上，基本上是每一章主写一个人。这样就写出了一组置身精准扶贫战役中主体和客体各色人等的生动群像。这当然是扶贫的向度。无论美丽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形成与发展，都是围绕被扶贫人展开的。人脱贫了，也就意味有产业的兴起，意味着有衣食住行、有宜居环境，也就意味着村子脱贫、农村脱贫了。所以，扶贫即扶人，而扶人，必先扶志。所以，书名中的志，既指志书的志，又指志气的志。文学即人学。写人，当然更是文学的向度。文学创作不针对人，就导错了航，不精准了。非虚构自然是文学，倘若内中文学含量不足，就成了长篇通讯。而长篇通讯是新闻记者而非作家的拿手戏。作家既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写人更应该写的就是人的内心。可内心又被对方衣饰和肉体的城堡紧紧包裹，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写？这个难不到卢一萍。为避开误写、谬断的尴尬与风险，他将这一作业交给了采写对象，由他们一字一句、落子有声地自己讲叙出来，而卢一萍做的，只是当一名忠实的记录者，让读者和时间担纲这一过程的裁判员和终场的定论者。这样一来，《扶贫志》就成了一部复调式叙述结构的书。书中每一章，基本上都是由两个人的讲叙交替相嵌叠加建构而成。一个人是作者自己，讲地缘与历史、背景与环境、由来与过程、效果与影响，穿针引线，承上启下，出任着总编导的角色。另一人（其中两章为两人），即采访对象，讲人生经历、苦难与绝望、失败与成功、矛盾冲突，尤其讲心路变迁和思想心得。还有一种复调，是全书五篇由本土人与异乡人、扶贫人与被扶贫人、官方人士与民间人士等不同身份者穿插回旋形成的复调。笔者是很看重和在乎作者在非虚构作品中行走的身影的。没有写作的田野考察、现场感与亲历性，何来非虚构？偏偏是，卢一萍反其道而行之，让笔者从引言、五篇十八章，直至看毕结语，竟没能看见一个“我”字！他的策略是，把大量的“我”，藏在了后记中。如是，后记就成了正文的一部分，或者说与正文演绎了一种复调，亦即本书的第三重复调。三这个数字蛮好，它可以生万物嘛。生了万物，何止是出列脱贫、巩固脱贫成效，直接就是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了。精准扶贫如此，做文章亦如此。卢一萍将《扶贫志》这篇文章做得这么棒，我以为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真实性——它的惊心动魄、步步惊心的真实性。“很多人生故事、贫困境况、奋斗历程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令我唏嘘、感动、流泪。”作者的这个采写感受，正是我的阅读感受。由大密度的感人细节波连波、浪打浪奔涌成的扶贫人的感人事迹，让我几多动情，拼命压住哽咽和泪奔，比如老兵王新法建烈士陵园的决绝，比如好几位老板身份的村干部，因帮助村民脱贫，自己却越来越贫的情状。也有故事，带给我的是沉重的、轻喜剧的感动，比如大字不识几个、卖了一头猪就敢于拍电视剧《千里寻母记》的田金珍的传奇。举凡书中颇有故事性的生动、精彩的真实事像，作者“我”却是用冷静、不动声色的零度叙述方式展现的。在被采写的主人公那里，好些真实、尖锐得似不便拿到桌面上的话，却又被当事者现身说法，大胆地、原生态地讲了出来。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作者对复杂语境处理艺术的高妙来，筋筋绊绊，一枝一叶，说服力很强。所谓好作品，也就是说服力很强的作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说得不错。我们在《扶贫志》中看见了那么多人的不幸——那么多人、那么多家庭、那么多村寨的各种各样的不幸。伴随不幸的，是各种各样的贫穷、问题与困难。也正是这一底因，让该书成为了一条路，一条扶贫者直面被扶贫村民，总在发现问题、研判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前进的路。路上的困难、问题，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没有一件是小事。但扶贫人、产业领头者们，决心又总比困难大，办法又总比问题多。写湖南，又不囿于湖南；写扶贫期间，也写扶贫之前和扶贫后的未来——这填充和撑开了《扶贫志》的格局与志向。书中和盘端出的诸多案例、样本，其稀有性与丰饶性，实验性与先锋性，典型性与囊括性，尤其可复制、可抄作业的借鉴和推广实效，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役，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那棵梨树说，作者若没有晏阳初那般的吾爱吾国、吾爱吾民的赤子情怀，没有对土地的信仰，就采访不到这么深入，更写不出风暴中的那多微澜、微澜中的那许多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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